“首席數據官”，究竟如何“管”數據？

        大數據時代，數據已成為重要資產與戰略資源。如何有效利用并充分挖掘數據價值，提高數據質量，解決現實中數據散亂、數據孤島、數據低質等問題，是全社會面臨的重要議題。

為推動大數據產業發展，不斷提高企業數據戰略意識，推動企業構建數據驅動的管理體系和決策模式，今年，我省啟動推行企業首席數據官（“CDO”）制度，9月，第一批CDO制度試點企業公布，力爭在全省建立起一支核心數字化高級人才隊伍，激發數據要素潛力。

首席數據官是啥“官”？推行企業CDO制度，將為全省數據管理帶來怎樣的改變和提升？記者進行了調查。

試行CDO制度，實現“打通”與“穿透”

根據官方解釋，所謂“首席數據官（ChiefDataOfficer，CDO）”，即作為企業高層管理者，其主要職責是將數據戰略引入企業的商業規劃中，協調企業整體范圍內數據管理和運用，管理企業整體數據處理和數據挖掘過程，并帶領企業構建、激活并保持企業的數據管理能力。

“未來企業的競爭，都離不開數據的競爭。”永鼎股份副總經理、首席數據官張國棟表示，“一切業務數據化”已成為企業發展共識，建立首席數據官制度，可以推動企業建立一套數據采集、分析、使用的規則，幫助企業把生產參數、業務需求、市場動態、用戶體驗等轉化為可以用一套標準體系衡量的數據，從而讓數據的分析和利用更快捷有效。

“打通”和“穿透”，這是常州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集團首席數據官單志剛對首席數據官核心職責的理解。“一方面，打通企業內部各個部門原有的數據壁壘，讓數據可以在各部門、各業務間順暢地流轉；另一方面，也能根據部門職能要求，穿透所有業務數據。”他總結，首席數據官的工作應涉及四個層次，首先是企業數字化轉型，其次是數據為企業經營賦能，第三是發揮數據的監督職能，最后是數據的資產化。

在紅豆集團工業互聯網公司總經理奚峰看來，首席數據官制度執行后帶來的改變立竿見影。“選出首席數據官后，集團數據處理工作，從以往局部整合，向‘大整合’方向在過渡。”奚峰說，9月26日前，集團沒有明確提出，相關聯的服裝類別數據要在整合基礎上進行分析，而這一天首席數據官試點企業名單出來后，集團很快明確了這樣的數據處理思路，并在一個月內推出了供內部全部門（子公司）使用的業務數據模型庫。理論上，集團內所有類型產品都可以代入模型庫，推演、測算、分析在市場投放后可能存在的狀態和潛在的效益，供生產團隊、設計研發部門和供應鏈部門參考。目前，庫中已有40多種不同類型的模型。

奚峰認為，首席數據官與曾經存在的首席信息官有很大不同。后者只是推動線下數據上線歸總，是讓數據數字化。而首席數據官關注的是如何實現數字化治理，推動企業朝更加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從而節省企業運營成本、提高單位勞動生產率。

挖掘數據價值，培育數據要素市場

我省為什么要推行首席數據官制度？

數字化浪潮下，“數據”就是新的石油。國際權威咨詢機構Garther預測，2022年，90%的企業將把數據信息納入企業發展戰略，并作為一項關鍵的企業資產。數據資產化管理和數據驅動決策將成為未來企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然而，省工信廳在開展《數據管理能力成熟度評估模型》（DCMM）國家標準評估試點時發現，我省大多數企業數據管理意識不強、數據管理人才緊缺、數據管理能力較低，從而阻礙了數據資源的有效流動和數據價值的充分挖掘。而推行企業CDO制度，正是提升數據管理能力、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的重要抓手，是建立企業級數據統一策略和標準規則、推動數據文化構建和創新的有效途徑，也是充分發掘內部數據驅動需求、實現數據業務增值的具體舉措。

為此，省工信廳決定在全省推行企業首席數據官（CDO）制度，并開展第一批企業CDO制度試點工作。“這標志著省內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將加速全省數字化發展進程。”省工信廳大數據產業處處長張北虹說。

據了解，各地推薦申報第一批CDO制度試點企業的單位共有56家，省工信廳邀請專家對這些單位的基本情況、地區和行業影響力、數據管理情況、CDO人選情況、CDO制度建設情況等進行了評審，又通過網上公示，最終確定17家單位作為首批試點。

翻看名單可以看出，這些企業分布在蘇州、泰州、鎮江等10個地區，涉及制造、醫藥、物流、軟件服務等不同行業，數字化基礎較好、具有較大規模數據量、在本地區有一定影響力，制定了比較完善可行的建設方案，而且大多數試點企業的CDO都由企業高管擔任。“我們希望通過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試點探索、積累經驗，為更多的企業建立CDO制度提供示范。”張北虹說。

自上而下推動，數據資產管理才剛剛起步

放眼全國，廣東、貴州等地已在政府部門開展了CDO制度試點。江蘇率先在企業推行CDO制度并進行試點后，山東參考我省的做法也啟動了這項工作。

從此前的調研和近幾個月的試點來看，也暴露了一些共性難點：部分企業高層對CDO制度的認識還不到位，比如，CDO由企業中層擔任，便不利于從公司層面規劃數據戰略、統籌協調內外部資源、拓展數據業務、挖掘數據價值。此外，專業的數據管理人才尤為緊缺，有些企業尚未建立支撐CDO履行職能的數據管理團隊。

以數據人才的引入和培養為例，優衣庫、Zara等國際品牌有一套相對成熟的經驗辦法，在數據處理上有專門面向全球各大銷售區域的分析機構，數據的市場轉換效率非常之高。相較而言，圍繞數據管理在國內同行間已做得不錯的紅豆，放到國際市場維度下差距仍舊明顯。“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缺人，最好行業協會也能一起參與到省內首席數據官試點企業的人才招聘過程中。”奚峰建議。

“企業啟動CDO制度后，發現不少數據管理方面的問題，比如數據質量低，認責不清，定義不清晰等，尤其在業務拓展中，主數據識別的混亂，影響了跨業務的整合應用。”揚子江藥業集團首席信息官張愛軍坦言，不少傳統企業面臨著相似的困境。雖然積累的數據量很多，但依然存在數據構架信息殘缺、數據體系陳舊等難點問題。“鮮有企業愿意投入巨大的成本，重建大規模的數據系統。”張愛軍認為，未來，CDO還應具備推動企業文化與技術變革的能力，以及具有商業知識及技術轉化生產力的敏銳嗅覺，以此來獲得企業內部伙伴的價值認同，共同推進企業數字化改造。